6.这几日，东莞市水价听证会市民“零参与”的新闻被舆论聚焦。新华社记者核实调查后称，听证会“零参与”的说法有些不准确，在报名截止期内有5人报名，其中4人直接向物价局报名，1人在当地媒体报名。东莞市物价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参加人数之少出乎意料，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的10名公众代表的数量。
    “零参与”也好，“5人报名”也罢，东莞市这一次水价听证会确实遭遇了无比尴尬的局面。本来是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听证会，老百姓却“打酱油”似的轻轻飘过。面对此番情形，东莞市消委会秘书长邓国平表示，“报名者寥寥说明消费者民主素质有待提高。”此论一出，舆论更是一片哗然。多少对现实国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老百姓为什么对听证会不再“感冒”，那是因为听证会“逢听必涨”，民众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民意反而成为“程序正义”的“道具”。从“北京水价听证会代表九成赞成涨价”，到“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代表身份造假”，种种“听证会”已经伤透了公众的心。
    听证制度是好制度，好的制度如何落实，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要从政府诚信做起。目前，我国存在的政治诚信缺失现象，其根源在于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各个领域深刻的转型，旧的伦理纲常被打破，现代的契约观念又没有深入人心，政治诚信的制度保障没有建立起来。不少人把政治上的不诚信归结为某些官员个人的道德问题，忽视制度诚信对于政治诚信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当前政治诚信缺失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与人际诚信和经济诚信相比，政治诚信面对的人群最广泛，更具有公共性，造成的影响也最大，因而政治诚信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如果政治领域做到了诚信，就会大大增强人际交往中的诚信和经济领域里的诚信。政治诚信不仅能够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而且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自觉加强政治诚信建设，加快建立政治诚信的制度和机制，提高整个政治系统的公信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7.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立身之道”和“立政之本”，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但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是自然经济和宗族社会的产物，主要适用于相对封闭的朋友和熟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广泛的交易关系和合作关系，有很大的局限性。
    诚信标准在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场合相差极大，并不具有普适性特征。如孔子一方面强调“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把诚信提到“去兵、去食、宁死必信”的高度，但在另一方面又发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第五》)的感慨，认为只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第一》)。这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交往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如果没有普适性的标准，一个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中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诚信标准，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导致整个社会诚信的衰落。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经济活动的，几乎没有外部性，其经济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极小。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经济交往是广泛的，当事人双方的经济行为会对其他人产生极大的外部性。如果仅仅采用传统道德诚信的约束，有可能产生的一种情形就是，即使双方当事人相互之间保持诚信，但这种诚信只对双方当事人有利，对整个社会却是有害的。交易双方会在追求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的交易过程中，将成本和费用转嫁给第三者或者整个社会，造成他人或整个社会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中诚信缺失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如在商品市场中的知假卖假行为、在证券市场中的幕后交易等。
    就目前中国而言，出现诚信危机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传统的诚信道德伦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当前法律诚信制度的构建与实施还有待于完善，存在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
    现在，我们需要提倡诚信，但这种提倡不应仅仅是中国传统道德诚信的回归，指望让人们出于道义自觉遵守诚信准则,而应是大力加强法律诚信的构建，以及在法律诚信基础上的道德诚信的重建，从正式的法律制度着手来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加强法律诚信建设，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诚信的标准应该统一。在同一行业中应该对所有的企业或个人都适用，不因企业的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诚信的标准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法律制度有两个特点，就是它的普适性和公平性，如果不能做到市场中所有行为主体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法律制度就会失效，甚至于崩溃。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华图2013年上海公务员考试用书《申论专家命题预测试卷》，欲了解更多内容，请进入新都商城(http://mall.newdu.com)了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