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7.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8.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9.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华图2015年上海公务员考试用书《申论历年真题及华图名师详解》，欲了解更多内容，请进入新都商城(http://mall.newdu.com)了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