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认识到，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在需求弹性上的刚性特点，使得农产品的需求量并不会因为价格的变动而大起大落。而农产品生产是生态自然直接参与、且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活动，由此决定了农产品生产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在技术创新推动下实现产量的倍增。更为重要的是，农产品的加工链越长，其安全性越低，由此决定了农产品无法像工业品那样需要经过很长的加工链才进入消费领域。这就决定了要获得粮食价格控制权，唯一途径就是垄断经营，而垄断的结果，一是农业生产过度的集中与规模化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失业，会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二是农业产品价格一旦被大资本所左右，会造成国家粮食安全、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隐患。
    不可否认，从事农业的跨国公司也拥有许多技术，但是集中在种子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只是配合资本运作实现农产品市场垄断与控制的手段而已。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一旦陷入几家大资本垄断的格局，农业所承担的满足国民生存需求的功能，就会变成满足资本增值的功能。
    其次，在应对“粮食战争”中，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有三个底线不能突破。
    第一，中国的农业经济模式，绝不能简单模仿美国式放任大资本左右的资本化、市场化模式。美国农业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的模式。在美国农业模式中，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的问题，其他问题可以不予考虑。但鉴于中国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承担着养育世界16%的人口，鉴于目前中国18亿亩土地还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的功能，就不能模仿美国的模式。如果美国模式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是笼养模式。围绕鸟笼式的模式，在上限上，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即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鸡；在下限上，不仅需要确保目前已经出台的18亿亩红线，而且还要增加一条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左右与垄断。
    第二，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的经营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业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的生计功能。中国农业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立足走培育内生增长之路，而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必须帮助农民、培育农民，而不是简单地把农民交给市场，让资本替代农民的市场化。
    第三，中国农业应能承担起传承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的功能。从工业经济的财富观与纯市场化理念看，似乎中国农业与农村，处在落后、被瓦解淘汰的地位。但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看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仅与当今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相吻合，而且，还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的传统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具有极高的传承与借鉴价值。在中国改革30年中，已经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国新农村证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仅必须重新反思单一城市文明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而且要探索中国城市与乡村二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新城镇化之路，这既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之路，也是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编辑自：张孝德，《农业工业化失灵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华图2013年广州公务员考试用书《申论历年真题及华图名师详解》，欲了解更多内容，请进入新都商城(http://mall.newdu.com)了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