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有记者报道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资料显示，在G公司目前生产的熊胆产品中，除了“熊胆粉”和“熊胆胶囊”获得批号外，其他30多种产品均未获得熊胆药品或含熊胆药品批号，主要为熊胆茶、清甘茶等保健产品。不过，G公司还没有一种产品获得任何保健品批准字号。
    中国保健协会表示，尽管国内目前尚未取消活熊取胆，但其根本原则是“熊胆入药”，如果厂家并非把熊胆“入药”，而是挪作他用，毫无疑问应予以严格限制。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区对外事务总监也曾表示，以G公司的一款产品为例，仅仅3克熊胆粉被包装在50厘米见方的盒子里，包装得很豪华，售价也高达400多元，“大部分的熊胆消费都是礼品消费，而不是药品消费。而这些礼品消费都是建立在黑熊的痛苦之上的。”G公司的这种做法，在全国医药行业具有某种普遍性。
    “活熊取胆汁存废”问题也引起了舆论界的热议。一种声音认为：很多人吃牛肉、吃羊肉，这比插管取胆残忍多了，活熊有义务为人服务。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我们应该明白，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普通而年轻的物种，就像我们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也不能随意作践自然、作践动物。对自然与生命以仁爱心对待，以敬畏心对待，这是人性要求的情操和素质，也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2.某大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篇学者署名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放在“熊胆入药以治病救人”的前提下探讨“黑熊在被取胆汁的过程中是不是舒服”这样一个颇有点小资情调的话题，好像迂阔得很：全球人口每天吃掉的动物难以计数，无论饲养还是屠宰，人类难道问过动物舒不舒服？哪个动物不愿意活得自由自在且顺乎自然地“终其天年”？但人不吃肉行吗？“君子远庖厨”不过是说“吃的人不杀、杀的人不吃”而已。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主张赋予一切生命体包括动物以平等的“伦理权利”，就像人类人人平等一样。这一“动物的平等伦理权利”的设想立意是高尚的，胸襟是开阔的，情怀是利他的，但其基本理论依据始终是成问题的。这一理念建立在生态平衡的概念之上：每一物种都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有其地位，每一物种都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而每个物种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每一动物个体都有平等的伦理权利。
    如此论证看似严谨，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伦理悖论”。因为在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中，某个特定物种所履行的生态功能恰恰是或者给其他物种做食物，或者以其他物种为食物，所以物种的伦理权利应该建立在该物种的个体牺牲自己的基础之上。个体的牺牲往往构成了物种生存以及繁衍下去的基本前提。
    将物种与个体的这层关系放到生活场景中来认识，就是说动物的伦理权利只是物种层面的权利，而不是个体层面的权利，保护物种不等于保护该物种的每一个个体。相反，人吃鸡越多，鸡这一物种繁衍得就越多。同样道理，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士提出：“对一部分黑熊抽取胆汁，可以避免猎杀更多的野生黑熊；自从有了活熊取胆汁技术之后，野外黑熊种群增加，数量增多，所以此举客观上保护了黑熊物种。”对此说法，倒也不能完全斥之为狡辩。
    然而问题在于，站在环境伦理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作出牺牲”， 也仍然享有自己的伦理权利。首先，在乱杀滥捕的情况下，个体的牺牲并不能换取种群的生存，此时，该物种中剩下的任一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地位，否则，动物伦理就变成了对生态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保护生态也便名存实亡了。其次，在动物为其生态功能，比如供人食用、制作裘皮或者入药治病而牺牲的时候，个体的伦理权利表现为不应遭受无谓甚或无度的痛苦。中国传统饮食中诸如“鱼炸熟了，嘴还在动”和 “活吃猴脑”之类不顾动物痛苦的“菜肴”在国人中日渐式微，说明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华图2013年福建公务员考试用书《申论历年真题及华图名师详解》，欲了解更多内容，请进入新都商城(http://mall.newdu.com)了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