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袁柏顺指出，及时处理一些明显违规办公楼和违规人员的同时，要通过制度和问责，避免这些办公楼在“风头过后”重新启用，要让违规者在豪华办公楼内“坐不住”，确保中央政策的落实。
    2014年11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出台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显示，中央机关及省级机关基本办公用房建筑面积小于（等于）6000平方米，市级机关建筑面积控制在4000平方米；县级机关在2000平方米。标准首次明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不宜建造一、二层的低层建筑，也不应建造超高层、超大体量的建筑。
    5.文风会风不是小问题，折射的是党风学风，体现的是工作作风与精神状态，是人民群众评价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的“晴雨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提出改文风、正学风、转作风的要求，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要求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既是形式上的革新，又是党风政风的转变。
    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讲话落实讲话，必然导致文件多、会议多、讲话多。公文规范化是必要的，但流于僵化则不可取，容易滋长疏于思考与创新、依样画葫芦的陋习。久而久之，便会形成只注重程序与行文是否规范、忽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风气。有些领导干部脱了稿子便很难表述，讲稿大多由别人代笔，开会就是念稿子；平时既不重视学习，也不重视到基层搞调研，讲话缺乏针对性，空洞拖沓信马由缰，以致听者很难提起精神，会议开完了，能够让人记住的话少之又少。凡此种种，都是务虚不务实，属于搞形式、走过场，有损党和政府形象，虽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但效果甚微，不利于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为害不浅。
    2014年以来，Z市C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改进文风、严正会风，让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新风吹遍每一个部门和岗位。
    各级干部和班子自觉查找文牍主义现象，努力克服陋习，以少发文、简发文作为祛“四风”、树新风的自觉行动，促进文风向清新简洁、通俗易懂转变。区委办、区府办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对行文理由、依据、内容、格式等进行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予转发，没有实质性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发。2014年1—8月，全区区级发文数量较2013年同比下降31.5%。区级政务刊物《C动态》《一周要讯》等以保质减量、重点一个不放为目标进行改版，《C动态》由2页缩减为1页，《一周要讯》由10~16页缩减为4页。
    C区委坚持严字当头改进会风，从减少会议数量、严格规范会议纪律、加强会前沟通、会后督办等方面多管齐下，不断提高会议质量和实效。制订《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要求进一步加强会议（活动）管理的五项措施》，明确每周安排全区性会议（活动）一般不超过2次，以部门名义召开的全区性会议每年不超过1次；全区性大会会议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一般不安排交流发言，确需安排发言的，不超过3位，每位发言时间不超过8分钟。区委办、区府办进一步加强会议审核，严控会议出席范围和规模，尽可能将出席对象大致相同的会议合并召开。2014年1—8月，区委、区政府会议数量较2013年下降30%。
    6.2014年12月22日，在G市纪委监察局定期新闻发布会上，市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梅河清通报了《G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问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梅河清介绍说，《意见》规定的问责对象覆盖了全市所有从事公务的人员，具体分为直接适用和参照执行两种情况，不仅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决策、执行、监督管理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职责的行为纳入问责情形，同时增设了纪律作风问责情形，并作为重点内容予以规范。
    自2003年行政问责制启动以来，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我国行政领域，在作风建设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有权无责、权责不一的现象有所好转；滥用行政权力、行政不作为的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重行政权力、轻政府责任的倾向已逐渐开始扭转。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逐步成熟，表明“责任政府”理念在我国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决心。
    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应当具有严格的独立空间，具有严格的内涵和外延。但是，目前我国对行政问责制认识混乱，在立法和执法中存在许多误区，比如把行政问责制简单化为引咎辞职等。在西方国家，官员被问责后政治生命基本结束。而在我国，行政问责存在避重就轻的现象，即使是最严厉的方式——引咎辞职，其公务员身份不变、职级不变，待民怨消退后可能很快被异地再度任用，不免陷于“问而不责”“惩而不实”的怪圈。近来发生的诸多“问题官员”的再度复出不仅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更严重的是导致民众对行政问责制的质疑。
    行政问责制作为制度创新在我国诞生，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工具性和随意变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为政者往往将其作为权宜之计，成为对原体制进行局部微调的工具，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这种“运动性问责”“政策性问责”“人治式问责”在一定的时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其必然会直接影响行政问责制的社会效果。
    我国行政问责制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呈现出阶段性制度变迁的特征。有些地方，如海南省、山西省等，不仅省级政府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省属地市也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措施；而有些地方，行政问责立法和执法都还比较薄弱。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中公2016年四川公务员考试用书《申论全真模拟试卷及答案详解》(第十一版)，欲了解更多内容，请进入新都商城(http://mall.newdu.com)了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