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东交民巷的红都老店以高级定制为主，红都服务过的领导，墙上挂着的照片一目了然。 红都的高级定制的裁缝师傅是师傅中的师傅，有国家头衔的高级技师就有7位。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米兰服装学院的院长专门派学生来学习中山装制作工艺。 红都、四联：美一美 真材实料在东交民巷红都制衣的高级技师李侃这里，是一场缝纫技术的美妙表演。她刚为广西省副省长找着一块合心的宝蓝色毛呢料，正对照着早先量下的尺寸比划 着。从1978年被招进红都，“从戴顶针、拿手针、拱针开始学起”，这位平和、低调的女裁缝如今是行家中的行家，不仅是“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她的“京式旗袍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北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侃在缝纫方面的天分在刚进厂的几年就显露无疑。按红都规矩，进厂的工人分到组里，一个培训组3个师傅带30个徒弟，学完二十几道基础工序，能完全独立操作，基本能做好一件衣服才可以进入不同部门。李侃不仅在规定的三年之内出师，还直接跨过红都专为特别人才准备的“黄埔军校”，直接被分到第二设计室。第二设计室可以说是红都女装的样板间，代表当时北方最时髦高级的成衣设计水平。那时改革开放开始不久，时兴的样子和面料渐渐多起来，除了棉麻这样的普通毛料，新的如“涤”这样的面料也多起来。1982年，北京的男人们才慢慢发现西服穿起来和中山装不同，男西服刚刚开始流行，但女人们的衣服“更好卖”和她们对漂 亮衣服的渴望已经成为红都人的共识。 北方生活的贫乏，不仅仅体现在服饰上。红都当时在北京名噪一方，也不过起源于印度驻华使节小尼赫鲁的一纸书信，他说“一件西服在北京连改21次还不合体”，弄得中南海颜面无光，只好专门把改善北京服务业的水平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56年，北京提出优厚的条件，周恩来发出“繁荣北京服务业”的倡议，大 批上海名店迁往北京。这其中，21家上海服装店被合并成造寸、蓝天、雷蒙等七家，“华新、紫罗兰”等4家理发馆合并成四联美发，此外还有中国照相馆等关乎大众吃喝穿用的关键行业。1958年，七家服装店合并成北京友联时装厂，即红都的前身，22位红帮裁缝成为红都的基础力量。这些服务业，都被安插在市中心、使馆区等关键位置，满足人们美的需求。 上海名店迁京引发了不少的动静。跟红都相隔不远的四联美发，也是其中的代表。 一直到今天，四联美发还保持着国营老店男女活分开的传统，一楼照例是女活，二楼为男活。问经理朱兴玉为何如此？他答：“国营店不都这样？”想了想他笑起来，“北京也就咱们这么一家国营理发店了吧。”不过，“按理发行业这种特点来说，分开比不分开要强。女活虽然肯花钱、项目多，但重的是剪；男活没这么复杂，但对卫生条件的要求很高。我刮个脸也得用将近八九条毛巾，高温消毒、蒸烫，这成本省不了。” 如今的四联有点像是个时光通道，才进了门两排等位的椅子，早上11点，就坐得满满当当，全是40岁或40岁以上的阿姨。二楼男活边上，两个男女VIP室中也热闹。刚从洛杉矶返回北京的陈明怡，带着快九十的妈妈杨慧珍来找崔师傅做头，仿佛只有这样，才算“回家”。VIP室中的各位在这做头发最短的年限，也都至少超过十几年，图的就是这头发得体合适，做得安之若素。 对于目前好像只能吸引中年人的问题，四联也有些应对。比如前几年在三楼弄了个专门招待年轻人的新潮流单元，“不用和中老年人一起三四个小时地排着等”，但 效果一般。朱兴玉也不担心，他说：“我们四联的发型跟发廊发型不一样。年轻人的心态也不一样，喜欢尝试。可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你总得问问自己，什么样的发 型适合我？” 归秀风师傅也51岁了，头发做的是“扣边儿波波头往里一收，稍做出卷”的样子，显得活力时尚。她设计的发型一定会考虑顾客的身份职业，好多顾客从她入行出师，跟了她二三十年。她说：“合适”的诀窍是“不用变得特别多，但得有新意”。 计划经济时代，四联曾经是京城唯一能做烫发技术的高级店，收费八毛，所有理发店要根据它的价格水平依次定价。家伙什都是最时尚的，从日本进口的比利时镜子、美国转椅，外加从上海带来的定制的专吹小风的风筒。现在这些东西，连同四联的服务程序，比如“揉透挠到，轻重适宜”这样的《男宾美发标准》仍然是师傅 对徒弟的要求。至于时下发廊流行的捶背、洗脚和异性按摩，四联一概没想过。四联人的一句老话是“师傅稳定，手艺稳定”，做到稳定很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