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巴黎圣母院的塔尖被大火烧毁之后，许多建筑师提出了重建方案。法国建筑师 Vincent Callebaut 提出了他的改造方案，即将其改造成一座现代环保建筑。 巴黎圣母院的一场大火，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场浩劫。遗憾、伤心、难过之后，人们又开始讨论起来如何修复圣母院的话题。我们邀请了三位中法嘉宾，听他们聊聊自己和巴黎圣母院的故事，讲讲大教堂的前世今生和藏在坍塌的塔尖中鲜为人知的小秘密。这座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在绝境中依然可见希望之光。 法国精神中的力量与美 听到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消息时，我正在布列塔尼的一家餐厅用餐，那时心情特别沮丧，难以置信。那天晚上我哭着入睡的，当时大火还没有熄灭。第二天醒来就看到消息，发现教堂的屋顶和塔尖都不在了，但教堂主体保留下来。我不是教徒，但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每逢周日就会带我们来巴黎，我们一起参观圣母院、卢浮宫等。直到现在，每当朋友或家人来巴黎，圣母院都是我带他们第一个去参观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巴黎的正中心，爬上塔楼，穿行于雕塑之间，俯瞰整座巴黎城。  现任法国Madame Figaro海外版杂志主编。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外国语学院，曾任电台记 者、影评人。大火中的巴黎圣母院浓烟滚滚，塔尖在大火中坍塌。 在我看来，巴黎圣母院是力与美的象征，这座哥特式的建筑杰作见证了九个世纪的历史，经历了宗教战争，熬过了两次世界大战。除了这场火灾，它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重大的悲剧。大教堂是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它是法国历史上国王和王后举行结婚典礼的地方，比如玛丽·斯图尔特在巴黎圣母院嫁给了弗朗西斯二世，亨利四世和玛戈皇后的婚礼则在前厅举行。1804 年，拿破仑在此加冕，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将这一历史性时刻中最细微的细节都记录了下来。当然，作为宗教建筑，巴黎圣母院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信仰的根源。 几个世纪以来，巴黎圣母院一直是文学家无穷无尽的灵感源泉。François Villon、Charles Peguy、Paul Claudel 和巴尔扎克的文字为它加冕荣耀，雨果更是写下了传奇的《巴黎圣母院》。艺术家也喜欢用画笔记录它的身影。二十世纪初，亨利·马蒂斯曾多次用不同的笔触描绘不同时间、不同光线下的圣母院，而 Maurice Utrillo 更喜欢展示它与众不同的正立面，夏加尔的画笔则更喜欢在感官世界中游走，圣母院成为他画布上一个个甜美的梦。而电影又让巴黎圣母院的艺术化演绎进一步得到升华，一幕幕的故事在此铺陈展开。在我的记忆里，Maureen O’Hara和Charles Laughton（1939年版电影）、Gina Lollobrigida 和 Anthony Quinn（1956 年版电影），是大银幕中永远的爱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迪士尼也以此为蓝本，制作了动画片《钟楼怪人》。这些在文学作品、绘画和电影中被反复演绎的巴黎圣母院已经深入人心，它的意义不只局限于是现实中的一座建筑，也是在艺术世界里搭建起来的一座意识中的圣母院。  《傍晚圣母院的一瞥》，亨利 · 马蒂斯，1902 年。巴黎圣母院曾在文学、艺术、电影中被无数次地演绎。 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去巴黎圣母院参观，对于每年1300 万游客量的圣母院来说，那天的游人并不算多。我沉浸在教堂管风琴的圣音中，静静度过了一段时光。那是火灾发生之前我最后一次去大教堂。两周前，我去拉丁区买书，见到了大火之后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还在戒严，无法进入，但许多参观者都不惜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赶来看圣母院。从正立面看过去，大教堂和以前差别不大，但站在塞纳河边，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损坏程度，令人悲伤。 这场大火是残酷的灾难，面对历史古迹的毁坏，遗憾、伤心、难过之后，我们开始反思，灾难究竟因何而起？同时，来自各方的慷慨捐赠让我们欣慰，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得到超过 10 亿欧元的捐赠，代表了人们对圣母院修复的期待。法国在遗产保护方面拥有悠久而丰富的技术经验，也有专门的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对于古迹的修复原则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因为塞纳河及两岸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自然也要遵守其中的规定。  大火中的巴黎圣母院浓烟滚滚，塔尖在大火中坍塌。 我觉得，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应该本着“原真性”的原则，按照它原本的样子，一梁一石重新建起，按照 Eugène Violletle-Duc 在 19 世纪时图纸的样式，复建 93 米高的塔尖。巴黎圣母院曾经躲过战火，却没能逃过和平年代的这场大火。圣母院不仅是法国人的遗产，也是我们留给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希望可以一代代传承下去它代表的法国精神。 过去 现在 一并深爱 那天一起床就看到手机里 France 24 推送的新闻，当时法国是半夜，火还没有熄灭。我第一反应是蹦起来去录法国的电视新闻报道，想把这个八百年不遇的事件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王鲲，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及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系。现任北外法语学院副院长、傅雷翻译出版奖常任评委。出版学术译著若干，编著有教材《美食法语》。 圣母院是巴黎三座可以代表法国的建筑之一，没有任何作品能够比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更好代表这座建筑了。雨果在书的第三卷专门花了一章的笔墨来描写这座“我国教堂中年迈的皇后”，并就此成为了传世之笔。大教堂两座钟楼并立朝西，门楣上的浮雕精湛，门楣的上面是宽阔的“诸王廊”，上面伫立着 28 位犹太国王的雕像。这些雕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误认成法国国王，免不了断成几节的命运。误认并非起义人民的无知，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也写着这 28 位法国国王，还指名道姓，可见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误读，毕竟从 13 世纪到雨果的时代，中间隔了 600 年。所幸的是，这些雕像的部分真迹后来被考古学家发现，得以重见天日，今天存放在中世纪博物馆中。 《巴黎圣母院》自 1831 年以来，有许多的译本，汉语译本也层出不穷。翻译这样一部著作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需要跨越800 年的时空，跨越分处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古老文化，跨越语言之间的崇山峻岭。在法语学人中流传甚广的一个笑话就是“余之巴黎妻”。这是林语堂先生在《论翻译》（1932）中举的一个例子，是对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题名的误译。20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中法大学建立，学法语的人日渐多起来。“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社会对了解西方，特别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西方社会风情的需求日笃。译介法国文学作品风靡一时。译者显然没有去过法国，了解法国文化甚少，不知道“Notre-Dame”是圣母大教堂，凭借一知半解贸然入手，造成误译，遂成笑柄。 如果说雨果的小说是一座文学丰碑，那么大教堂建筑本身就是一座建筑学上的丰碑。教堂里必看的东西不少，如果选一件最精华的，那就是花窗。看彩色玻璃花窗绝对是个惊艳绝伦的体验。大教堂的西花窗下藏着一架巨型的管风琴，教堂内至今还有 14 世纪的唱诗班坐席木雕墙保留下来。巴黎圣母院唱诗班的复调音乐作品在音乐史上也是一座丰碑，史称圣母院乐派，留下了绝美的和声作品。至今仍可以听到莱奥南和佩罗坦谱写的作品。今天圣母院内举行宗教活动时，也有唱诗班伴唱。圣母院被火烧之后，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规划了路线，将在法国全国各地教堂的礼拜中唱诗。他们的“巡演”会一直持续到圣母院修复的那一天。 宗教活动是圣母院保持烟火气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国大革命以后，圣母院一度沦为仓库。而 1804 年冬天，拿破仑恢复帝制，要在这里举办加冕礼。在破败的圣母院大教堂里举行盛大典礼，为了避免尴尬，当时用了许多大尺度的帷幔来“遮羞”。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去看看让 - 路易·大卫的名画《拿破仑加冕》（奥赛博物馆藏）。这幅画作的优点是，除了反映了当时所有出席的人物，他们的表情、衣着外，还忠实地反映了圣母院内的情况。19 世纪的法国，因为殖民战争的原因，经济富足，终于有钱翻修圣母院，于是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教会统治欧洲长达 10 个世纪之久，直到近代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都和教堂息息相关。第一次听弥撒的时候，当所有人开始站起来唱歌，当左右邻座伸出手来和你握手表示和平，当一个小篮子递过来收弥撒钱的时候，多少有些许尴尬。宗教曾经承担了重要的社会组织功能，所以大教堂本来就是容纳三教九流的场所。在教堂不做弥撒的时候，各色人等都汇集在广场上，有买东西的，有艺人表演，有穷人乞讨，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爱斯梅拉达的时代是这样，今天仍旧如此。自从音乐剧《巴黎圣母院》风靡全球，跟随现代传媒成长的一代也开始对这里着迷。这部音乐剧 1998 年首演，戏剧张力十足，历经 20 年，这部音乐剧仍然经久不衰，从法国到世界各地的青年人仍然趋之若鹜，今年夏天在中国巡演，而演出的门票在圣母院大火一熄灭时，就被疯抢一空。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舞台剧照。 从大火燃起的那一时刻起，我们生命中某一些东西，如余烬，似星光，一点一滴随浓烟飘散开去。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大火最让人心痛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物质的损失，而在于记忆的逝去。大家都知道，无论多么迅速地重建，这场火灾都已经带走了一个大家共有的记忆。尽管关于重建的方案有种种设想，个人觉得未来的风格还是得取决于法国的天时、地利、人和，要看法国今天是否还能找到一个惊世骇俗的设计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藏在塔尖里的秘密 在对巴黎圣母院火灾的视频报道中，最令人揪心的一幕莫过于巴黎圣母院塔尖倒塌的那一刻。大火过后，修复巴黎圣母院在法国甚至全世界都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各国建筑师的方案层出不穷，提出了重建塔尖的各种可能，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简单。我们忘记提问 ：我们有权重建因失火而倒塌的巴黎圣母院的塔尖吗？  梁爽，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师，毕业于巴黎四大-索邦大学历史系、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SIT），译有《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布汶的星期天》等。 古建筑的修复一般遵守“原真性”原则，即修复工作尊重建筑本身的历史。比如，一座建筑古迹遭遇火灾，其中一部分因失火损毁，若我们“完美”地修复了这一部分，让后人看到的是一座仿佛从未失火一样的完整建筑，那么，这座建筑本身的一段历史实际上已经被修复工作无情地抹去了，它也就失去了原真性，但这并不是一个一直被认可的原则。19 世纪中期，“历史古迹”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中世纪建筑古迹修复专家 Eugène Viollet-le-Duc 提出的修复理念就与原真性原则背道而驰。而正是 Viollet-le-Duc 主持了 19 世纪中期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 巴黎圣母院最初的塔尖修建于 1250 年左右，后因年久失修，有坍塌之虞，1786 至 1792 年间被拆除。在之后的 60年左右，巴黎圣母院一直没有塔尖。及至 1831 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出版，引发了对当时已经残破不堪的圣母院的关注，对圣母院的修复工作也于 1844 年正式开始。Viollet-leDuc 的修复方案中自然包括重建塔尖—只不过他没有依原样重建，而是以奥尔良主教座堂的塔尖为模版，为巴黎圣母院修建了一个全新模样的塔尖，但事实上，奥尔良主教座堂的修建时间比圣母院晚了约 600 年。Viollet-le-Duc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把一个完全不同年代的建筑元素放圣母院上？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最初的问题—建筑古迹修复的原则—才能找到答案。Viollet-le-Duc 当时提出了一种对古建筑“风格性”修复的理念。他在《11 至 16 世纪法兰西建筑类典》中提出 ：修复并不意味着维护、修理或重建，而是要将其恢复到一个在历史上从来未能呈现出的完整状态。这种观点认为依建筑师所判断的风格或美学上的价值要大于古建筑的原真性。这一观点对 20 世纪的欧洲古建筑修复工作影响巨大，却受到后人诟病。1931 年的《雅典宪章》、1964 年的《威尼斯宪章》都强调了古迹的“原真性”，禁止重建，这一原则后来也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在 1972 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如果依照这个原则，如今圣母院的修复工作似乎应该非常简单，即不重建圣母院的塔尖，保留古建筑的原真性。那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建筑师提出各种重建方案？我们再来继续回顾“原真性”概念的历史，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原真性”概念是在西方世界提出的，针对的是西欧以石头为主的古迹建筑。而东方的传统建筑大都以木结构或夯土结构为主，无法像西方砖石建筑一样可以百年不倒。使用建筑原料的不同也带来了修复观念上的不同。中国和日本都有对木构建筑“落架大修”的传统，而像天坛、金阁寺则也都是完全重建的“古迹”。随着日本 1992 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东西方世界对原真性的不同观点也凸显出来——依照当时西方世界对原真性的定义，日本的任何一座建筑都无法列入教科文组织的遗产名录。 为此，1994年围绕着“原真性”这一概念在日本古都奈良召开了国际会议，发表了《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肯定并强调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并提出了“非物质原真性”的概念：建筑的原真性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和有形的，原真性也存在于建筑的功能、传统以及它传递的知识和技术中。这种更为深入的见解使得原真性与重建这两个概念得以并存。“非物质原真性”即是将于 2020 年动工的法国王室陵寝——圣德尼教堂的塔尖重建工程的主要论据之一，也应该会成为重建巴黎圣母院塔尖的主要论据。  Viollet-le-Duc 把自己化作十二门徒之一、建筑师的主保圣人圣多默，回望着自己的作品—圣母院塔尖。 无论如何，Viollet-le-Duc 无法再次主持圣母院的修复工作，也无法再次“夹带私货”了：在 19 世纪的修复过程中，他把自己“伪装”成圣多默（建筑师的主保圣人），和其他十一门徒的铜像一起分列圣母院塔尖四周。十一尊铜像俯瞰巴黎，只有“他”回望着自己的作品——圣母院塔尖。不过，Violletle-Duc 返回圣母院的屋顶也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在圣母院失火的一周前，这十二尊已经矗立了 160 年的铜像被送往佩里格市翻修，Viollet-le-Duc 和其他十一门徒得以逃过一劫。如果圣母院依原样重建，想必 Viollet-le-Duc 还能继续回望又一次被重建的塔尖。 采访 / 刘佳家 撰文 / 王鲲、梁爽、Dolores 插画 / Ricky 文字编辑 / 刘佳家 图片来源 / 东方 IC、视觉中国 社交媒体责编 / 竹子 (责任编辑：admin) |